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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古人為何如此重視風俗

            2020年04月26日 14:25:37
            來源: 光明日報 作者:

              彭林 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,人文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,中國經學研究院院長;兼任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,全國政協“人民政協講壇”特聘教授,日本京都大學等校客座教授,法國人文之家訪問學者;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“《儀禮》復原與當代日常禮儀重建”首席專家;曾獲北京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獎,清華大學首屆“十佳教師”,清華大學“良師益友”特別獎,首屆清華大學新百年教學成就獎等。

              風俗之于古代國家

              今天我演講的主題詞,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詞——“風俗”。生活中,同一個詞在不同時候,大家的理解可能會相差很大。在我談到“風俗”這個詞的時候,大家腦子里反映出來的也許就是月餅、粽子、舞龍、舞獅、兔兒爺這些東西,這些都是風俗里面比較淺表的東西。

              其實在我國傳統文化里面,“風俗”是極大的事情。它是由一個國家民眾的文化追求、價值認同所形成的總體風氣。古人認為,這個風氣正不正,是關系到國家長遠發展的最重要因素。宋代有個很有名的學者叫樓鑰,他說:“國家元氣,全在風俗;風俗之本,實系紀綱。”如果風俗敗壞那離亡國就不遠了,風俗好了就好像一個人元氣充盈,非常強勁,這個國家就有前途。清代學者黃中堅說過這樣一段話:“天下之事,有視之若無關重輕,而實為安危存亡所寄者,風俗是也。”天下萬世萬物,有一些事情看起來好像無關重輕,實際上卻是一個國家的安危存亡所寄托的地方,這就是風俗。所以古人關注的是風俗的精神、文化層面。

              不同地理的風俗

              在古代“風”跟“俗”意思差不多,古人的解釋比較強調地域性:“風,土地風俗也”,既講了“風”也講了“俗”。陜西的風俗跟廣東的風俗、山東的風俗跟云南的風俗不一樣,不同的地理環境里形成的風俗是不同的。

              風俗來源相當古老,新石器時代的紅山文化、仰韶文化、屈家嶺文化、良渚文化等遺址,向我們展示的文化面貌很不一樣。比如在山東泰安的大汶口遺址,墓葬里出土的遺骸,幾乎所有人的側門齒都是拔掉的,很是奇怪,當時沒有麻藥,沒有拔牙工具,怎么拔的牙?為什么非拔不可?另外枕骨都經過了人工調整,變得畸形。死者的嘴里都含小石球,由于長期在嘴里放著,牙床上都磨出非常深的凹槽,甚至連牙根、牙髓都能看到。這種古風蠻俗,在我們今天看來都覺得很奇怪。隨著社會的進步,這種風俗慢慢就沒有了,今天我們到大汶口、到整個山東,已經看不到這種風俗了。

              國外也是一樣,比如古代埃及,貴族女性有一種審美觀念,后腦勺往后拔得越長就越美。所以那時候孩子從幼小的時候開始,就要對她的前額、后腦勺進行種種人工干預。今天我們到埃及去,已經看不到這種現象了。說明這種古老的風俗都隨著文明的發展慢慢被淘汰了。

              當然也有一些很古老的風俗一直流傳至今,比如泰國和緬甸交界的地方有個“長頸族”,女孩子以脖子長為美,女孩子的頸部戴著一圈又一圈的金屬環,以便把脖子拉長,據說最長的可以有好幾十厘米。

              中國幅員遼闊,東西南北四方的地理位置各不相同,所以習俗也不一樣。我們有句古話叫“十里不同風,百里不同俗”。司馬遷讀萬卷書,行萬里路,到過許許多多地方,發現各地風俗有很大差異。他在《史記》中說,這些差別,除了地理因素、歷史因素之外,還與教育有關,他用了“風教”這個詞,他更多地看到后天的因素。

              古代統治者對風俗的影響

              在進入文明時代之后,風俗依然在不斷發展變化,總體而言,古人認為,一國之民的風俗受到兩個方面的影響,一是上下之間的影響,二是周圍的影響。

              在古代,上層貴族對下層民眾的影響往往起主要作用,所以,人們通常都說“上行下效”,《韓非子》說“楚靈王好細腰,而國中多餓人”,說的就是這個道理。

              周人滅了商之后,他們研究商朝滅亡的原因,發現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“商俗靡靡”。商紂王剛愎自用,不聽勸告,所以下面大臣們都說好話,拍馬屁,效果如同靡靡之音,讓紂王聽起來非常舒服,最后導致商朝滅亡,因為他無法了解社會的真實情況。所以《尚書》提到“政由俗革”,治理國政,要從改革殷人的陋俗開始。

              《漢書·地理志》不僅記載各地的山川,而且提到各個地方的風俗,頗有人文地理的色彩。比如提到,商紂王統治集團的腐敗就深深影響了相關地區的民眾,尤其是河北趙、中山這些地方,雖然商紂王統治集團早就滅亡了,可是他們留下的東西仍舊在影響社會風氣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說道,在他們當年長期經營的那些地區,男人至今喜歡“相聚游戲”,不務正業,靠“掘冢盜墓”為業。女子更是糟糕,“游媚富貴”,“富”是有錢,“貴”是有權,女子以諂媚有錢有權的人為榮耀。上層社會的腐敗,使得下層社會的風俗也出現了很大問題。

              周邊環境對風俗的影響

              人的生活環境不是封閉的,時時會受到周邊各種風俗的影響。

              比如《漢書·地理志》記載,當時像邯鄲這樣的地方,跟鄭、衛這些歷史上常常被批評風俗不太正的地區接壤。所以,人們作奸犯科,而且不當回事,因為這個地方世世代代就是這樣。再如在當時的晉北,由于靠近胡地,民眾耳濡目染,浸淫成風,好為奸詐,不事農商,成為一種風俗。所以,東漢班固就很感慨,說:“痛乎,風俗之移人也。”

              《荀子·勸學》里有一句話“蓬生麻中,不扶而直”,麻是筆直長的,蓬很軟、很飄,假如把蓬放在麻的中間長,由于環境影響它,它也就跟著長直了。所以,一個地方的風俗每每會受到周邊風氣的影響。

              “道一風同”的目標

              對于古代中國這樣一個土地遼闊的國家而言,各地的風俗都不一樣,想有真正的統一很困難。古人認為,要想長治久安,必須要把風俗逐步統一,這就需要有相同的道德標準,用超越時空的正確的道德觀把大家的認識統一起來,同時,應該仿效中原地區的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,讓大家走到一起,即實現“道一風同”。

              所以,《禮記》里說:“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,明七教以興民德,齊八政以防淫,一道德以同俗。”“一”就是統一,“同俗”就是相同風俗。在古代,歷代儒者都有這個理想,并不斷努力,他們認為,中國社會人口再多、地方再大,對“道”是認同的,風俗能在一個很高的層次上逐步走向統一。

              古人廣教化、美風俗的途徑

              古人認為,要想做到道一風同,有好幾方面的功課要做,第一是讀書學禮。人要懂道理,一定要通過后天的學習,連孔子都說他不是“生而知之”,而是“學而知之”。很多道理要靠自己學習消化,然后通過禮來展示。所以《禮記·學記》里提到:“君子如欲化民成俗,其必由學乎!”第一步一定要讓大家讀書,知書達禮。《禮記·樂記》又說:“其移風易俗,故先王著其教焉。”古代先王要移風易俗,就一定要推行教育。

              古人認為,治理一國之民要靠道德引領。《禮記·禮運》中說:“刑肅而俗敝,則民弗歸也,是謂疵國。”意思是如果一個國家“刑肅”,即刑法非常苛煩、非常嚴厲,而風俗又非常凋敝,這個國家民心是不會歸向的,出了毛病的國家,叫“疵國”,這種統治方式不能長久。西漢初期,民風凋敝,社會混亂,一些精英階層非常憂慮,賈誼曾經上書,說“漢承秦之敗俗,廢禮義,捐廉恥”,他認為西漢繼承了秦帝敗俗,因為秦人治國,是不考慮風俗正氣的,施行暴政,而西漢初創,在扭轉風氣上沒有建樹,所以老百姓把禮義廉恥都丟了,去盜取宗廟的祭器。官風也都很壞,國家從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懈怠,沒有氣象。當時有一個郡國,發生子弟殺父兄、妻子殺丈夫的惡性犯罪,這種連畜生都做不出來的事情,一年當中竟然有220多起。這種敗俗如果不糾正、改變,國家的長治久安是不可能的。

              有了統一的道德標準,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要“教化”。漢武帝意識到,要想長治久安必須要把老百姓的良知提升起來,所以他提出要“廣教化”,通過弘揚“本仁祖義,褒德祿賢,勸善刑暴”的舉措,最終達到“美風俗”的治國理念。把“仁”和“義”當作做人的根本、立國的根本,此外,朝廷還要有是非觀,褒獎德行高尚的人,錄用賢能之士,勸善刑暴。目標很清楚,就是美風俗,要讓這個國家的人都懂仁義,都有德行,都羨慕賢良。

              學問與德行兼優的官員對風俗建設的價值

              在古代,要把好的教化推廣開,是個很艱苦的工作,要到各個州、各個縣、各個村子里去深耕。兩漢時期朝廷有一個很明確的理念,一定要選學問和德行兼優的人來做,這些人要有人格魅力,是社會風俗的引領者,孔子說,“君子之德風,小人之德草,草上之風必偃”,君子之德是萬民仰望與追隨的楷模。

              為了摸清全國風俗的情況,兩漢朝廷曾經多次派風俗使循行天下,“觀風俗,知得失,自考正”,包括考察吏治、平反冤獄。比如元康四年,漢宣帝派了十二位官員循行天下,“覽觀風俗,察吏治得失”。初元元年,漢元帝也派了十二人,“覽風俗之化”。漢元帝建昭四年又派二十一位“觀教化之流”。漢平帝元始四年又派了太仆王惲等八人“分行天下,覽觀風俗”,如此等等,通過考察各地風俗,掌握一手的情況。

              受命擔任風俗使的,都是學識廣博、品德端正的儒者。比如谷永,“博學經書”;再如韋彪“好學洽聞,雅稱儒宗”,皇帝曾經多次召見他,向他請教禮儀風俗。這樣的例子,我們打開兩《漢書》,可以說不勝枚舉。

              當時是如何通過道德禮義的教化善化民俗的?我們舉兩個例子,一個是韓延壽治潁,是漢代在中原地區扭轉秦之陋俗的典型案例。潁川,在今天河南禹州一帶,地方非常大,人口多,漢代治安問題非常嚴重,一些豪門大族通過聯姻、跟官府勾結,在地方上形成了很大勢力,他們還結成幫派,彼此惡斗,地方上不得安寧。需要派精明強干的官員去治理。一開始朝廷派趙廣漢去做太守,這個人行事作風非常果斷,到那里之后,鼓勵民眾互相檢舉揭發,甚至采用一些權術挑動當地權貴之間的矛盾,然后快刀斬亂麻,抓一批、殺一批,很快把局面搞定了。但這種治理是單向的,是上對下的,沒有下面民眾自發配合的過程。此外,這種完全靠刑法治國的方式,是有問題的,因為人的價值觀、人生觀,是這種治國方法給不了的。后來,潁川果然又出了不少問題。最后朝廷又派韓延壽過去,韓延壽是飽讀經典的儒生,他到潁川之后,挑了20多名德高望重的長者,請他們吃飯,向他們了解情況,做溝通,討論如何通過道德教化把潁川引導到和諧、溫情的境界,與他們取得了共識。然后,在這里辦學校,學習禮儀,敦厚倫常。例如,行成年禮,旨在讓每個成年男子明白自己對家庭、社會負什么樣的責任。再如婚禮,讓大家明白家庭如何建設,才能“合二姓之好”。這些禮儀形式非常溫和,非常典雅,為民眾喜聞樂見,推行多年之后,這個地方風氣完全改觀了,好到連壞人都不敢進去。

              另一個例子是在嶺南邊陲地區,漢武帝平定南越國后,在那里設置了九真、交阯和日南三個郡。最早到九真去做太守的是任延,他對儒家經典與治國之道非常精通。他一上任,發現九真郡里的人還生活在氏族部落時代,沒有婚姻、家庭,靠漁獵為生,跟中原好像是兩個世界。于是他教他們學習牛耕,制造生產工具,推行中原的文化。由于改變了生產生活方式,民眾豐衣足食,而且還有了家庭,為了紀念任延,當地人給孩子起名時都把“延”字加進去。九真跟漢代中央朝廷曾經一度關系比較緊張,經過教化,九真之民的生活與內地完全一樣,對朝廷也完全認同了,邊境上原有的防御措施全部撤除,真正融入了中原大家庭。

              到交阯郡做太守的是錫光,他也是用禮義來教化,將之作為治理的主軸,“教導民夷,漸以禮義”,多年之后,民風為之丕變。他在當地的聲望,與任延等同。二位太守的功績,一是安定了邊境,二是使中原文化在那里深深扎根,所以《漢書》上說:“嶺南華風,始于二守。”

              古代民間的自發移風易俗

              移風易俗,是古代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,生生不息推動的文化建設工程。宋代是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文學家最多,文化最繁榮的朝代之一,很多讀書人把儒家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理念真正地內化于心,外化于行。當時不少知識精英意識到,要做到天下大治,就要在鄉村移風易俗,做文化深耕的工作。陜西藍田縣呂氏四兄弟,為敦化民俗,訂立《呂氏鄉約》,規定“同約者,德業相勸,過失相規,禮俗相交,患難相恤”,意思是在道德上,在從事的行業上,要互相鼓勵;發現對方有過失要及時互相規勸,別讓它惡化;以禮俗相交,出現患難時要互相體恤。《呂氏鄉約》的出現,是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事件,中國民間開始自發地移風易俗,標志著古代中國鄉村自治正式開始。

              《呂氏鄉約》出來后,全國各地的響應,可謂此起彼伏,史不絕書,許多家族的族譜里也都有類似的內容,甚至影響到了海外。十多年前,我到訪韓國慶尚南道,發現那里有一個縣也叫藍田縣,原因是他們在朝鮮時代就接受了《呂氏鄉約》,出于向慕之情,就將原有的地名改為“藍田”,并且世世代代按照《呂氏鄉約》的要求生活,至今猶然。

              我們再談談明代。王陽明是明代著名哲學家,他提倡“知行合一”,知了一定要行,一定要付諸實施,知而不行,等于不知。對于儒家經典,一定要內化于心、外化于行,并且用自己模范的形象去移風易俗。王陽明曾經在江西南部,南安縣、贛州以及福建的汀州、漳州這一帶做巡撫,他非常重視社會教育,所到之處,他都熱心創辦書院。當時贛南的民風很差,王陽明認為民風不好是由于缺乏教育,老百姓出現了問題沒有及時糾正,一出問題就抓人,這不能解決根本問題。受藍田《呂氏鄉約》的啟發,他制定了《南贛鄉約》,非常有名,提了16條移風易俗的措施,原文非常具體,具有很強的操作性。《南贛鄉約》的序言里闡明宗旨,說:“孝爾父母,敬爾兄長,教訓爾子孫,和順爾鄉里,死喪相助,患難相恤,善相勸勉,惡相告誡,息訴罷爭,講信修睦,務為良善之民,共成仁厚之俗”。他在序言所講,都是怎么做人,以及與修身、齊家最為相關緊要的內容,把這些都做到了,就能實現齊家、治國。王陽明深知,自己作為地方長官,一定要為民表率,要求民眾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,他在衙門前面放了兩個箱子,一個上面寫著“求通民情”四字,老百姓有什么想說的話,請你寫好放在箱子里,我每天會來收看、處理;有些事情可能我沒有注意到,你們發現了請隨時告訴我。另外一個箱子寫著“愿聞己過”四字,意思是我對諸位提了這么多要求,如果發現有我沒做到的,請你告訴我,寫好了投進箱子里,我一定改。當地的鄉風民俗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被改善的。

              此外,其他地方也有不少鄉約,比如廣東增城《沙堤鄉約》、山西潞州《仇氏鄉約》、山西解州《解州鄉約》、廣西《泰泉鄉約》等。這些鄉約在不同地方發揮了相同的作用,即把民風民俗搞正了,使其整體提升。

              歷代學者,對鄉約所起的作用都給予高度評價。比如清代賀瑞麟就說,“鄉約法最關風化,務各力行”,意思是鄉約意義重大,大家要力行。明代耿定向說“導俗維風,莫善于鄉約”,建設與維護好的鄉風民俗,沒有比制定與踐行鄉約更好的了。清代牛兆濂說“鄉約為善俗之要”。古人意識到,要想有好的風俗,就需要從基層扎扎實實做起。

              風俗是古代評價君王治理水平的重要標準

              明亡之后,當時的學者顧炎武非常痛心,就反思其中的原因。在他的代表作《日知錄》里面,他對從周到明,歷代風俗的善惡,都有深刻論述,其中談道:“漢自孝武表彰六經之后,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,故新莽居攝,頌德獻符者遍于天下。光武有鑒于此,故尊崇節義,敦厲名實,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,而風俗為之一變。”他說,漢代從漢武帝開始表彰孔子的六經,老師帶學生,儒學一時勃興,可惜六經的大義未明,沒有把六經的思想真正弄清楚,結果王莽篡權的時候,不僅沒有人站出來跟他斗爭,相反,遍天下的儒者都對他歌功頌德,甚至向他獻符,可謂悲劇。東漢光武帝有鑒于此,一方面尊崇節義,另一方面敦厲名實,是不是真正的儒者,是否只有儒者之名而沒有儒者之實,要看實際表現。因此,光武帝所舉用的人,都是把經義弄得很清楚,而且自己的行為得到修正的人,所以舉國的風俗為之一變。變到什么程度?在顧炎武看來,“三代以下,風俗之美,無尚于東京者”,東京就是東漢,夏商周之后的風俗,沒有比東漢更高的了。政府起用了一批道德跟修身都做得非常好的人,靠這些人去移風易俗,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。顧炎武又說:“嗟乎,論世而不考其風俗,無以明人主之功,余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,亦春秋之意也。”他非常感慨,認為評價一位王朝君主的歷史貢獻、歷史地位,不看他治理之下的世風好不好,就沒有辦法弄清楚他的功勞究竟是大還是小。顧炎武批評東周末年(戰國末期)的天下大亂,而特地表揚東漢,他說這樣表達是含有孔子做《春秋》的深意,寄托了他的社會治理理念。

              顧炎武的這一觀點在其他史料中也有類似的表述。前些年出土的《郭店楚簡·尊德義》,對禹和桀兩個君王進行了對比。大禹是夏的開國君王,桀是末代君王,商朝湯是開國君王,紂是末代君王。竹簡上說“桀不易禹民而后亂之”,同樣的人民在大禹的領導之下民風非常好,可是換了桀,老百姓風氣全部變壞了,天下大亂。商湯繼位,他原封不動地接過了這些亂民,結果又治好了。正如顧炎武講的,“論世而不考其風俗,無以明人主之功”。

              小結

              我最后稍微小結一下以上所講的內容:在古代,風俗最早的時候是地方性的一種生活習慣,由于風俗各異,所以古代的中國人很早就提出來要移風易俗,要走向道一風同的境界。

              古人認為,要達到這個境界首先要讓老百姓讀書明禮,找到自己的人生價值,最低限度是不給社會添亂,不給人添堵;最高的目標是要成為一個君子人。我認為,這也是古代人眼中社會文化建設中最重要的課題之一。

            標簽 - 風俗,教學名師,古人,漢書,呂氏鄉約
            網站編輯 - 曾嘉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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